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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从1516年英国思想家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经过500年跌宕起伏的演化发展呈现出今日的模态。社会主义最初只是一种“空想”，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曾经反映在个别人物头脑中的“空想”，19世纪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变成了“科学”。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建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坚实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将社会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后开始落地、生根、发芽。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后来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逐步形成了“苏联模式”。完美的理想不等于美好的现实，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番曲折探索，霸权政治、贪污腐化、经济落后和改革停滞滋扰着在许多国家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令世界震惊，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不可能瞬间生成一套完备无缺的制度体系。如同新生儿的免疫系统，随着各种抗原的入侵，抗体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应对新抗原的挑战。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有生命力的、并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其整体性、协调性、有效性依赖于内嵌子系统要素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的聚集涌现和广泛的相互作用，这种刺激-反应机制就是社会主义500年演化发展的非线性动力学。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演化发展过程，从历史大尺度看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后的理论形态；二是从理论变为现实后的制度形态。从社会主义500年的演化发展看，建设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觉性，历经改革开放40年探索时至今日已清晰地显现出来。

苏东剧变后，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经受锻炼和吸取教训，就是提升适应性的过程。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应对复杂性挑战时的极大韧性。改革开放强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开放性，社会主义因此在全球化深度融合中生成了自组织能力、优化了新陈代谢功能。

中国40年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主义的高密度、集约化发展，并产生巨大的引力，人们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时至今日，真正销声匿迹的只是教条的观念和僵化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实践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获得了统一，这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光明无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整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里所谓现实的运动说的就是演化发展。在社会主义还没有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出现时，恩格斯就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对它的发展作出了天才预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在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变迁中，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反复、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要看到社会主义500年演化发展的长程关联性、长程稳定性。如果说社会主义最初因反思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那么，500年来一经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更加凸显了演化发展的自觉性，而无需总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认识自身、把握未来。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将会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责任编辑：郭素萍）